工作的大部分时间是看显微镜，枯燥吗？胡锡琪不这样想，他坐在显微镜前，抬起头，眼睛亮亮的。
胡锡琪今年88岁了。上海滩上，这个年纪还在看病理切片的医生，他说“大概只剩他一个。”他是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原院长、病理学系退休教授、主任医师。这两天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推送的一条“88岁复旦上医高能量男孩”火了，视频里的他，头发花白，静静地看着显微镜。很多时候，他不直接面对患者，他的“读片”却事关患者的命运、人生。
“病人的痛苦在哪里，研究就扎根在哪里”
每周三上午，去华山医院病理科，看肝穿刺标本和肝外科手术标本，会诊全国各地和市内各医院疑难病例；下午在上医病理学系，看肝穿标本，参与会诊全国各地和市内各医院疑难病例……这是胡锡琪近来的“日常”。此外，他会在华山医院带基地班学生和进修生阅片，进行每月一次的肝病讲座。
有人问胡锡琪，天天看一样的东西，不枯燥吗？他摇摇头，指指镜头，“你看着这一张，血管壁纤维蛋白样坏死，形成血栓。最近确诊的，药物性肝损害。”他眼里的光闪亮了60多年，从未熄灭。
1964年，胡锡琪毕业分配至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教研组。报到那天，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，他激动得一夜没睡着。他的引路人是我国病理学奠基人之一、一级教授谷镜汧。每个新老师的第一例解剖，谷老一定亲自带教。手的位置、刀的走向、每一步的顺序，都有规范，不能偏差。谷老从德国带回的病理技术，要求“拷贝不走样”。
谷老还常说一句话：“病理研究要跟着临床走。病人的痛苦在哪里，研究就扎根在哪里。”刚报到的胡锡琪被直接带到肿瘤医院肝癌病房，跟着临床医师查房，一查就是三个月。
上医教授应越英也有一句话，胡锡琪记了一辈子：“老师课前要准备一桶水，课堂上只舀出一瓢水。”刚当助教时，谷老让他重听所有基础课。第二次听课，他不再把自己当学生，而是反复琢磨：怎么讲，学生才能真正听懂？胡锡琪至今保留着当年的讲义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修改笔记。
深入肝癌高发区，启东的鸭子“破案了”
规矩立下了，路就一步一步走。
20世纪70年代初，原上医校长、当时的中山医院肿瘤组组长汤钊猷教授带着上医医疗队去启东调研。那时，启东是全国出了名的肝癌高发区。胡锡琪跟着去了。
当地老乡告诉他，杀了自家的鸭子，肝上全是疙疙瘩瘩的东西。胡锡琪一看，愣住了，那是肝癌呀。
鸭子的肝癌，分型跟人一模一样：结节型、巨块型、弥漫型，一样不少。
胡锡琪不信邪，继续找。猪的，狗的，猫的……全有肝癌。后来一查，这些动物吃的都是霉变的玉米，含有黄曲霉素。人也吃，人也得癌。
这个故事后来写进了论文，也写进了预防指南。霉玉米不能吃，肝癌发病率后来就降下来了。
肝癌标本
胡锡琪说起这些，指着他标本柜里那一排罐子，像在讲昨天的事。那些罐子里的肝癌标本，有的已经存了快60年。
“癌症不是一天长出来的，你一直看，就看见了”
20世纪80年代，胡锡琪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面。他需要通过电子透射显微镜观察淋巴细胞攻击肝细胞的过程。那不是一个能轻易捕捉到的瞬间。他在电镜前一坐就是一整天，什么也看不到。第二天再来，还是看不到。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。换别人可能就放弃了。他没有。胡锡琪相信那个过程就在那里，只是还没被看见。
后来，他终于等到了。电镜下，T淋巴细胞伸出伪足，精准攻击肝细胞——这是国内首次提供乙肝“免疫损伤”的病理学依据，为后来的免疫治疗打开了一扇门。
但胡锡琪知道，这还不够。他还要证明一件事：肝癌细胞里到底有没有乙肝病毒的DNA？
他是学俄文出身的，那年快50岁了，分子病理学兴起时，国际文献全是英文。看不懂？学！从BBC的英语教学节目开始，胡锡琪一个词一个词地听，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背。后来，学校送他去英国进修，别人下班了，他还在灯下翻文献。
1987年，伦敦，国际肝炎肝癌会议上，胡锡琪碰到了美国西奈山医院病理科主任格伯教授，后者向他发出邀请：英国学习结束后，来美国继续做研究。
这是一条不少人梦寐以求的路。胡锡琪可以从英国直奔美国，手续自己就能办，但他没有。他第一时间向教研室做了汇报。
很快，学校回信：学成后先回上医开展工作。
“这是上医的召唤。”他说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但上医更需要人，中国更需要人。
回国后，胡锡琪继续求证。终于，他发表了肝癌及癌旁肝组织内HBsAg和HBV-DNA定位研究。消息传到美国，格伯再次来信邀请。这次，胡锡琪依然选择了上医。国家正值改革开放发展时期，胡锡琪说，“留在上医，无怨无悔。”
他还保存着另一张切片。从慢性乙型肝炎发展为肝硬化，在肝硬化结节中出现癌前期病变（介于正常细胞和癌细胞之间的病变）并演变为肝细胞癌。从一张病理切片上观察到慢性乙型肝炎发展为肝癌的全过程，是极其罕见的。
“癌症不是一天长出来的，你一直看，就看见了。”胡锡琪不相信有什么答案能轻易到手。电镜前的无数个空白的一天，50岁重新开始学一门语言，62年里重复的每一天，都是同一种选择：绕道走容易，但他选择一条路走到亮。
胡锡琪上课不照本宣科。讲肿瘤，他告诉学生自己做过的一项研究：300例尸检甲状腺标本，检出了13例小于1厘米的隐灶癌；也就是说，4.3%的死者，生前浑然不知自己身患甲状腺癌。“人与癌可以和平共处。”他说。
“老师课前要准备一桶水，课堂上只舀出一瓢水。”前辈的教导，胡锡琪践行了几十年。
后来，胡锡琪当了基础医学院院长，定下一条规矩：“再忙的教授也必须上讲台。”当年生理教研组缺老师，他去请时任校长的姚泰教授回来授课。而他自己直到70岁前，也依然每年坚持给本科生上课。退休后，他用多头显微镜带学生，几个人围在一起，他指到哪里，学生的视线跟到哪里。
他还连续主持了5届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，为全国培养了大量肝脏病理医生，与张文宏教授合作编写《胡锡琪图解肝病》，把半个世纪的经验留在书里。
“上医明年100年了。”胡锡琪说自己1964年踏进这里，再也没有离开过。他退休近20年，他也没有一天离开自己的专业。以前天天看会诊片，现在改成一周一次，但全国各地还在请他去做报告，5月、6月的日程已经排好。
有人问他，不累吗？他说：“选择病理，我这辈子没选错。”业余时间，他听听莫扎特。音乐一放，整个人松下来。大医精诚，大道至简。胡锡琪就是这样一个每天坐到显微镜前的病理人，看片子，看了62年。
问他一辈子的心得，他说：“没什么秘诀。就是一张一张看，看到快90岁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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